第二节 公安基本政策

　　一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

　　早在1945年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对暗藏的敌人“必须采取严肃态度，而在处理时，又要采取谨慎态度”。

　　这个方针总精神是“不枉不纵”，必须既讲严肃又讲谨慎。

　　所谓“严肃”，就是执法必严，使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，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，不能手软，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。

　　所谓“谨慎”就是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得草率，防止偏差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、监督制度，坚持有错必纠。

　　严肃必须与谨慎相结合。两者关系就是：严肃要以谨慎为保证，谨慎要服从严肃的要求。不能离开严肃讲谨慎，也不能离开谨慎讲严肃。两者必须同时兼顾。

　　这一方针还具体地体现在一些重要的政策原则上：“提高警惕，肃清一切特务分子；防止偏差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。”“有反必肃，有错必纠。”“稳、准、狠，准是关键”。

　　二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

　　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：惩办少数，改造多数，讲究策略，区别对待。

　　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是：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；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；立功折罪，立大功受奖。

　　贯彻执行这一政策，应注意掌握以下原则：

　　（一）要在惩办的前提下讲宽大。

　　（二）要争取多数从宽。

　　（三）当严则严，当宽则宽。

　　（四）要善于从宏观上运用这项政策的政治威力。

　　三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

　　所谓依法从重，就是依照《刑法》的规定，在量刑幅度以内从重处刑。

　　所谓依法从快，就是依照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在审理案件的时限以内，迅速审结案件。

　　四、重证据，不轻信口供，严禁逼供信的政策

　　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，严禁逼供信，废止肉刑，是我党在建立公安保卫工作以来，一直强调的政策。它的基本要求是：

　　（一）要忠实于事实真相，整个诉讼活动都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。

　　（二）严禁逼供信，严禁以威胁、利诱、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。

　　（三）废止肉刑及变相肉刑，禁止侮辱人犯的人格尊严；废除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，把犯人当人看，给予人道的待遇。

　　（四）凡有违犯者，必须从纪律上或法律上追究责任。

　　这项政策体现了我国公安机关以人民高度负责，对公民的民主权利高度重视的精神。

　　五、给出路的政策

　　给出路的政策，它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，凡罪不当立即处死者，均给以活路，给以改恶从善的机会，给以重新做人的生活出路。这项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　　（一）对应判处死刑，但其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非立即执行死刑不可的，实行“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劳动改造，以观后效”的政策

　　（二）对判处徒刑的罪犯和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员，实行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。

　　（三）对刑满释放、解除劳动教养的分子给予妥善的安置，对其就业、入学、居住等问题，按照政策和法律及时解决。

　　六、处理“闹事”的原则

　　“闹事”属于治安事件。人依法解决的过程中，要发挥政策与策略的作用，要正确地进行群众工作。1990年3月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付“闹事”的政策原则：“处理闹事要坚持‘内紧外松’的原则和‘疏导为主，快速处置’的方针。最重要的是把各种闹事的苗头解决在基层，解决在内部，解决在萌芽状态。”

　　贯彻这项原则，要注意做到：

　　——公安机关要要党委和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，与有关部门相配合，从解决引起事件的原因入手解决问题。

　　——做好情报、信息工作，为党委和政府正确决策当好参谋，控制事态扩大，争取工作的主动权。

　　——宣传政策和法制，做好群众工作，坚持“可散不可聚、可顺不可激、可解不可结”的原则

　　——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正确区分违法犯罪行为与合理要求。

　　——事态平息后，认真进行善后工作，克服党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，深入进行群众思想教育工作，妥善解决历史旧账，消弥后症，防止反复。

　　七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

　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是指导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的一项基本政策。

　　处罚是治安行政管理的必要手段，当罚不罚难以制止治安违法行为的发生，但处罚的目的还是为了教育本人，教育他人，维护治安秩序。教育是治安管理的基本手段，处罚是教育的辅助手段。

　　以有治安违法行为者，我们要教育多数，处罚少数，并且要寓教育于处罚的全过程。